文/中国经济50人论坛 林毅夫

　　　　投资跟消费都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，我相信我们可以达到“十三五”规划提出的平均每年6.5%以上的增长。

　　　　谈中国经济发展，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，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题目是我们能不能实现“十三五”规划提出的在2016—2020年间，每年平均增长6.5%以上。

　　　　6.5%以上的增长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，这是关系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，到2020年，我们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能不能分别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。

　　　　对世界来讲也非常重要，因为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，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均超过30%。那现在全球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，中国是不是还可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？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对6.5%这个指标非常关心的原因。

　　　　从2016年到2020年每年增长6.5%，跟我们改革开放以后，从1979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长9.7%来比，已经向下调整了30%。那照理说这个调整的幅度也不小，应该余地还是比较大，实现起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困难。可是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，大家为什么心里还没底？

　　　　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从2010年以后，增长速度逐年下滑。大家知道2015年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6.9%，这是自1990年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，这也是从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连续六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。过去平均每年9.7%的增长，而且一般经济下滑两年最多三年，经济增长就会回升。现在从2010年到2015年已经连续下滑了六年，大家知道2016年前三季度的增长速度是6.7%，比6.9%又下滑了0.2个百分点（2016年的增长速度是6.7%）。

　　　　中国经济下滑的底部在哪里，会不会突破“十三五”规划所讲的6.5%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首先要了解为什么从2010年以后，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逐年下滑的，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。

　　　　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国家，肯定有不少自己内部的问题，这些内部的问题包括我们的经济体制，比如说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还相当高，国有企业表现还欠佳，有不少人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。

　　　　另外，我们的市场机制还没有完全到位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，但是有很多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实。既然市场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，资源配置就会有问题，因此有人认为这是我们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。

　　　　最近谈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，也是切实存在的问题，解决问题就要付出代价。也有人认为这是我们第七年经济继续下滑的主要原因。我个人认为这些问题都实实在在存在，也影响到我们的经济绩效，但是要看中国经济，就必须在全球变革的形势下来看。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来计算，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。同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，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影响世界，同样重要的是，世界经济发展的状况也会深深影响中国。

　　　　在分析中国经济从2010年以后逐年下滑的时候，我们要看看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表现怎么样。比如世界上跟我们处于同等发达程度的金砖国家，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增长速度是10.6%，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6.9%。巴西在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7.5%，2015年增长速度是–3.8%，跟我们一样下滑，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深。俄罗斯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4.5%，2015年增长速度是–3.7%，跟我们一样下滑，下滑的幅度比我们深。

　　　　另外一个金砖国家印度，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.3%，跟我们的10.6%在同一个水平，2015年它的增长速度是7.6%，比我们的6.9%高一点，但它同样是从10.3%降到7.6%，态势跟我们完全一样。而且看印度2015年的增长时，我们还要考虑两点因素：第一点就是它2012年经济下滑的幅度比我们深，我们2012年是从2010年的10.6%降到7.7%，印度则是从10.3%降到5.1%，这有所谓触底反弹因素的存在；第二个是印度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调整了国民统计的方法，这个调整让印度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一个百分点。如果把这两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，那么印度在2015年的增长速度也是在7%以下，跟我们完全一样。

　　　　这些金砖国家不存在我们所谓的国有企业占比太高的问题，它们有的本来就是市场经济，像印度、巴西，有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已经进行了彻底的市场经济，也不存在我们国内这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问题，但是经济表现跟我们完全一样，甚至比我们还糟。那必然有共同的外部性、周期性的问题。

　　　　要证明我的观点，最好的是看东亚这些所谓高收入、高表现的经济体。比如说新加坡，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5.2%，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2%，跟我们一样下滑，下滑的幅度比我们还深。中国台湾，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10.8%，2015年的增长速度只有0.7%，跟我们一样下滑，下滑的幅度同样比我们深。再看邻国韩国，2010年的增长速度是6.5%，2015年的增长速度是2.6%，同样下滑，下滑幅度比我们还深。这些是所谓高收入、高表现的经济体，我们一般讲的内部存在的这些体制机制问题它们都没有，但表现完全一样，并且比我们还严重。分析下来肯定有共同的外部性、周期性因素。

　　　　其实只要我们放眼世界也并不难理解，因为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以后，在世界经济比重超过一半的这些发达国家，它们的经济还没完全复苏。

　　　　发达国家在过去每年平均的增长是3%~3.5%，但是到2015年危机已经过了7年，欧盟2015年的增长速度只有1.3%，比3%~3.5%低了两个多百分点。日本固然有安倍经济学想复苏日本的经济，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增长速度只有0.5%。在经济增长速度慢的状况下，失业率就维持在高位，家庭的收入增长就缓慢，消费增长就恢复疲软。

　　　　这些发达国家还是世界需求的主要来源，因此整个世界需求疲软。在发达国家当中，美国的经济表现似乎比较好，但2015年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只有2.4%。美国的失业率似乎状况也比较好，现在是4.9%，跟危机之前的水平大致相当。

　　　　但是在考虑美国失业率的时候，先要了解美国怎么统计失业率。在美国，劳动者如果失业，有一个月的时间不去找工作，就算退出劳动力市场，不在失业统计内。因此要了解美国的就业状况还要参考另外一个指标，就是劳动参与率。目前美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比危机爆发前低3%，这些人是有劳动能力的，但为什么不找工作？因为找不到工作，干脆就不找了。如果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，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同样是处在历史高位的8%~9%。

　　　　在这种状况下，家庭的收入增长，从各种统计指标来看，跟危机爆发之前比较起来基本没区别。而且我们知道这次的危机在美国爆发，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庭负债过重。危机发生后，家庭为了修补平衡表，在收入不增长的情况下还要省钱还债，因此消费就非常疲软。

　　　　这些发达国家的消费疲软导致整个世界需求疲软，在危机之前世界贸易的增长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两倍以上，但在危机爆发以后，世界的经济增长率放缓，现在世界的贸易增长率比世界经济的增长率还低。

　　　　这当然就影响到每个像中国、像其他金砖国家，还有东亚，这些高收入、高表现，但是出口比重高的经济体的出口。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三个组成部分当中的一项。

　　　　以我们国家来讲，从1979年到2014年，我们的出口增长每年达到16.4%，2015年的时候我们的出口不仅没增长，而且还下滑了2.8%。2016年上半年我们的出口增长下滑了7.7%。这种状况下当然影响到我们的经济增长。

　　　　经济增长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投资增长。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，每个国家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需求、创造就业、稳定经济。

　　　　我们国内有4万亿元政策，但是其他国家同样是有或多或少的积极财政政策来支持投资，来启动需求，来稳定经济。但是这些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项目，经过了5年、6年、7年，国际经济还没复苏。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新的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项目，那当然投资增长也必然下滑。

　　　　以我们国家的例子来说，在“十一五”规划期间（2006—2010年），

　　　　我们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是25.5%。在“十二五”期间（2011—2015年），

　　　　平均每年的投资增长是18.8%，下降了7个百分点，而且在“十二五”期间是越往后下降得越多，比如说2015年，我们的投资增长只有10%，考虑到投资品的价格下滑这个因素，真实的投资增长也不过12%，相较整个“十二五”期间平均值18.8%还下降了8个百分点。

　　　　这种状况下经济增长当然会受到影响。在这种状况下，拉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主要是靠消费增长，我们国内的消费增长状况还比较好，是因为我们的就业状况好，家庭收入增长的状况也比较好。

　　　　以2015年为例。201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6.9%，家庭收入的增长是7.5%，高了0.6个百分点。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的消费增长维持在8%左右，这也就让我们的经济增长还能够达到6.9%，其他国家出口下滑的情形跟我们一样，投资下滑的情形也跟我们一样，它们的收入增长比我们差，消费下滑的幅度比我们大多了，所以它们的经济表现就比我们差很多。

　　　　从这些因素来讲，6年的经济持续下滑，以及到2016年经济还从6.9%降到6.7%，有相当大的因素是这些外部性、周期性的因素引起的。

　　　　展望中国未来的发展，当然要看发达国家经济是不是会复苏，以及要看我们国内自己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怎么样。

　　　　从外部来看，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一个现在国外经常讨论的长期停滞。为什么发达国家可能会陷入一个长期停滞呢？一个国家要是发生金融经济危机，那么一定是有内部的结构性问题。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才能完全复苏。

　　　　发达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经济才能完全复苏，这是一个在发达国家内部也有共识的，在世界上大家也都知道的事实。可是发达国家从2008年危机爆发到现在有七年的时间，每年都在谈结构性改革，但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。最主要的是发达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内容是什么：是要减少福利，要金融去杠杆，是要政府减少财政赤字。

　　　　减少福利就是要减少消费；减少金融机构的杠杆就是减少金融企业支持家庭的投资和消费，如果杠杆减少，投资和消费就会下降；减少政府的财政赤字，投资消费也会减少。而如果发达国家要推行结构性改革，那必然要减少投资、减少消费，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往下调整。但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已经非常低了，如果要把经济增长率再往下调，失业率必然增加，失业率现在已经很高了，在这种状况下，从政治上就很难去推行结构性改革。

　　　　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从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，到现在已经25年的时间过去了，结构性改革一直落实不下去。安倍上台以后提出安倍经济学想振兴日本经济。安倍经济学有三支箭：第一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日本的汇率；第二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启动国内的需求；第三是进行结构性改革。安倍上台已经三年了，前面两支箭都射出去了，第三支箭还射不出去。所以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像日本那样长期的经济增长疲软。

　　　　再来看美国。特朗普上台以后，想学习中国经验。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他说是美国的伟大复兴，他也学习中国经验，想用基础设施建设来启动国内的需求。即使他有这些政策，让美国的经济可能会好一点，但是美国经济只要稍微好一点，那美国就要加息，加息以后可能就导致其他国家的金融经济出现很大的波动和压力。

　　　　所以总的来讲，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，外部环境会相当不好。

　　　　在这种状况下要谈中国的经济增长，主要看中国内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不是够。

　　　　从内部的增长来讲，就是中央在好几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中都提到的，要适度扩大总需求。但是跟国外比较，我们可以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结合国内的结构性改革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有五大内容：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、降成本、补短板。我们完全可以在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的时候，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的补短板结合在一起。而且只要和补短板结合在一起往前推进，就会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的条件。

　　　　适度扩大国内总需求有两部分：一个是消费需求；一个是投资需求。如果把投资需求跟补短板结合在一起，中国经济还存在着许多难题。

　　　　第一个是现在在产业上面有不少过剩。过剩的钢筋水泥、平板玻璃等，都在中低端行业，但我们可以推动产业升级，而且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。 2015年我们从国外进口的制造业产品就达到1.2万亿美元，这1.2万亿美元进口的制造业产品，它的质量必然比我们国内高，我们才会进口，或者是我们国内不能生产的才会进口。我们可以在这些产业上面去推动产业升级，而要产业升级就要投资。

　　　　第二个是基础设施。这些年我们的基础设施确实建了不少，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起来我们的基础设施也比较好，但是在这种状况下，国内的基础设施还有非常多的缺口，比如说大城市内部交通非常拥挤，就代表我们交通当中的地下交通还是严重不足。另外，2016年六七月份下了几场大雨，全国有1000多个城市淹水，代表地下管网不足。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投资的地方。

　　　　第三个是环境。这些年经济发展快，但是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，比如雾霾频发，要推行绿色发展，当然也同样是要投资的。

　　　　第四个是城镇化。现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56%，发达国家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80%，所以我们还在城镇化的进程中。农民要进城，要住房，还必须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，这些都是要投资的。而且这些投资不管从经济回报和社会回报来讲，都非常高。

　　　　这是在看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跟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最大的不同点，发达国家在经济疲软的时候也应该去搞投资，但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已经在全世界最前沿，当它有产能过剩的时候，很难找到投资机会，即使有3D打印、电动汽车，一两项投资也不足以拉动整个经济，但中国可以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，外国的基础设施普遍都有了，无非就是老旧一点，老旧基础设施的投资是挖个洞、补个洞，效率不高。发达国家环境普遍好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也完成了，所以发达国家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，我们还有很多好的可以投资的地方。

　　　　投资需要钱，这点我们也是有相对优势的。第一，现在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%，其中17%是中央，40%是地方。而发达国家或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积累的财政赤字普遍超过100%，就代表我们的财政政策可利用的空间比其他国家大得多，可以用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撬动投资。

　　　　第二，不仅是政府的财政状况相对好，我们的民间储蓄还占到国内生产总值将近50%，这在全世界是属于最高的国家之一。所以可以用政府的钱，撬动民间的投资。

　　　　第三个资金方面的优势是，要进口技术、机器设备原材料等，我们还有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，在全世界是最多的。所以把这些有利的资源用起来，我们应该可以保持适当的投资增长率，这一点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。其他发展中国家跟我们同样有好的投资机会，但可能财政状况不好、民间储蓄太低，或者是外汇储备不足。

　　　　所以在这种状况下，我相信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合适的投资增长率，有了投资增长率就会创造就业，就业就会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。就业好，家庭收入的增长也会比较快，有了比较快的收入增长，消费增长也会比较好。投资跟消费都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，我相信我们可以达到“十三五”规划提出的平均每年6.5%以上的增长。

　　　　而且从补短板的投资作为切入点，也会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的条件。因为补短板的投资需要钢筋、水泥、平板玻璃这些产能过剩的主要部分，投资增加了，需求增加了，过剩的产能就减少了，去产能就容易了。从去杠杆的角度来看，现在杠杆率最高的也就是在产能过剩严重的那些地方，如果需求增加了，价格就会上升，企业经营状况就会好，企业赚了钱就会还钱，杠杆率就会下降。所以去杠杆的任务也就比较容易完成。

　　　　再来看库存，库存主要是房地产库存。房地产的需求很大程度决定于家庭的未来就业和收入增长情况，就业跟收入增长好，对房地产的需求就多，库存就会减少。所以，我们可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前提下，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。

　　　　所以，一方面6.5%以上的增长目标能实现，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的目标也就能够实现。维持6.5%的增长，我们现在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占全世界的15%，6.5%的增长代表每年对世界贡献一个百分点的增长。现在世界的增长无非就三个百分点，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会在30%左右，所以中国经济还会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，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。

　　　　（本文是作者为《读懂中国改革：如何应对未来十年》所作的序，）

　　　　(本文作者介绍：著名经济学家、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。)